昆仑奴之形象自唐以来多见诸于史籍，以及佛教文书和其他文学作品之中，可见昆仑奴之形象深入唐人之心。唐之昆仑主要来源为南海黑人，间或杂以一定数量的非洲黑人，分官私两种，在宫廷和各地富人家庭中服役，分布广泛，较普遍地为唐人所役使，其从事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出卖劳力和技艺两种类型上，虽社会地位底下，但亦为唐代社会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关键词：唐代;昆仑奴;黑人
昆仑奴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太平御览》等史籍中皆有记载，再者如唐代僧人义静之《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中亦有昆仑之踪影。中国史学界最早对昆仑奴的研究，根据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的观点，是以清末文廷式的《纯常子枝语》为开端，《枝语》一书从唐代佛书入手，对昆仑的所在地及民族特性进行了概括性的考证。此后，日本学者桑原骘藏1911年至1918年在《日本史学》上发表《提举市舶西域入蒲寿庚之事迹》，以及1919年法国学者费琅著《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这两部著作应当是近代东西方学界对南海昆仑文明和昆仑奴最早的研究。
在1930年，我国史学家吴晗在《现代学生》第一期发表《昆仑奴考》，此后在1932年，陈寅恪先生在研读《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后，亦提出了“骨仑即昆仑”的观点。很长一段时间，学界对昆仑奴来源各有争议，但比较广泛地认为昆仑奴应是来自非洲的黑人，通过贸易、进贡等形式来到中国，充当官私奴婢，这个观点也较为大众所知。这一时期对昆仑奴的研究主要依靠文字记载，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安出土大量唐代黑人俑，昆仑奴再次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后来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壁画中的文殊菩萨的骑狮驭者亦是黑人的形象，这进一步证明了昆仑奴在我国存在的事实。2001年，西北大学葛承雍教授经过多番考查及交流后，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唐长安黑人来源寻踪》，提出唐代昆仑奴来自东南亚和南亚而不是非洲的观点，葛教授从出土的黑人俑的体貌和服侍进行对比，与义静《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所谈到的昆仑人“赤脚敢曼”的形象符合，亦带有南海黑人特点，而少非洲黑人特点，因此认为唐代昆仑奴的主要来源应当是居住在马来半岛以南的海岛上的南海黑人，即尼格里托人，又叫矮黑人，而非居住在非洲的尼格罗人。厦门大学韩振华教授在《从中外古藉记或上所见到老挝历史发展概况》一文中进一步补充认为，昆仑奴来源包括老挝的卡族在内的中南半岛上的小黑人。
目前针对昆仑奴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小说传奇笔记类的文学作品中的昆仑奴，如暨南大学程国赋的《唐代小说中昆仑奴现象考述》;二是对唐宋佛书中的“禅谈”等涉及昆仑奴的内容，如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的《唐宋佛书中的昆仑奴》、中山大学蔡香玉的《试论禅谈中的昆仑奴形象》;三是对古代艺术作品的实物考究，如故宫博物院学者步连生的《试论我国古代雕塑的昆仑人及其有关问题》、南京大学秦浩教授的《唐墓昆仑奴俑考释》;四是依据史籍及其他文献的综合性考证，如曲阜师范大学李季平教授的《唐代昆仑奴考》，其他关于昆仑奴的研究著作还有渤海大学肖忠纯的《中国古代黑人奴隶的分布和生活状况》等等。
踏着前人所铺就的道路，本文尝试从史籍及文学作品中所记载的关于昆仑奴的内容出发，对唐代昆仑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进行探究。
古代文献提及“昆仑”的有许多，最早的应是《夏书•禹贡》中的“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一句，再如《山海经》提到“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又如《水经注》中也提到“昆仑墟在西北，……去嵩高五万里，地之中也”。由此可见对“昆仑”所在的地理位置有种种说法，根据苏学林的《昆仑之谜》一文考证，“中国西部山之可以名为昆仑者，共十余处”，并在最后考证出“真正昆仑应为西亚阿美尼亚高原的阿拉拉特山”，陕西省干陵博物馆秦建明先生的《昆仑山为新巴比仑城考》亦考证出类似的观点，可供参考。但是本文并不着重于探讨“昆仑”一词的起源和所在地，而在于通过探讨昆仑奴之来源，从侧面来推测唐代昆仑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
关于唐代昆仑奴之来源的观点，在近代学者中各有说法，主要是“非洲说”和“东南亚说”两种。在笔者比较之下，更为赞同葛承雍教授的“东南亚说”。唐张籍就有诗《昆仑儿》云：“昆仑家住海中州，蛮客将来汉地游”[1],其中的“海中洲”应当就是唐人对东南亚的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的一种泛称。
从昆仑奴之来源看来，其原居地之地理环境往往对其民族特性起着重要的影响，居住在海岛的民族素来善水，东南亚群岛的居民亦不例外，其土著历来熟悉水性，擅长于水上交通，因此唐玄恽法师《法苑珠林》中就有“善水昆仑”之说，慧琳《一切经音义》中亦提到“入水六十尺，驱使运载千余人……运动此船多骨论为水匠”，《萍洲可谈》卷二亦提到“海中不畏风涛，惟惧靠搁。……船忽发漏，即不可入治，令鬼奴持刀絮自外补之。鬼奴善游，入水不瞑”[2],《太平广记》卷第二百三十二亦提到“邯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3]（第三册p.557），由此可见昆仑奴应是十分熟悉水性的，并且对船运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因此昆仑奴在唐代时常担任水手、修船等船运方面的工作。《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第七“佛殿阶前石狮子，大洋海底铁昆仑”一句更是将昆仑奴之善水比拟到极致，但是纵使昆仑善水，从《太平广记》卷第四百六十四所提到“故李太尉德裕贬官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船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之窟宅也”[3]（第五册p.153），及《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二十所记陶岘命昆仑奴摩诃下水取物身亡一事[3]（第五册p.370），也可看到从事航运的昆仑奴身份低微，职业高危，并遭遇着种种不人道的待遇。
昆仑奴除因善水多从事水手航运外，观其来源地，南海及西南诸国多珍宝异兽，黑人亦多健儿，可初步猜测唐代昆仑奴亦应有从事驯兽者及劳役等方面的工作，这将会在下面阐明。
驯兽师。山东大学崔大庸教授《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唐代黑人形象初探》一文对敦煌壁画中的昆仑奴作了详细剖析。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专家发现了有驭狮昆仑奴、驯狮昆仑奴、驯象昆仑奴等形象，尤以文殊菩萨坐骑驭者为最大的特色。《五灯全书》卷第六十三便提及：“昆仑骑象。入诸人鼻孔里去”。唐顾况《杜秀才画立定水牛歌》中亦提及：“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着狮子项，买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1],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九亦有云：“安南有人子藤﹐……昆仑烧之集象”[8]（p.309），唐宋佛书中提及昆仑奴善驯兽的禅谈内容有许多，虽禅谈内容多为虚构，但亦可略加猜测，唐时昆仑奴必有从事驯兽师之原型，并为人熟知，才被人所称道，并出现在诸多作品内容中。
乐师舞者。唐元稹有《琵琶歌》云：“琵琶宫调八十一，旋宫三调弹不出。玄宗偏许贺怀智，段师此艺还相匹。自后流传指拨衰，昆仑善才徒尔为”[1],其中“昆仑善才徒尔为”一句可看出昆仑奴中有擅长于音乐者，技艺非同一般，1985年在陕西省长武县枣园乡郭村出土一个唐代黑人陶俑，该俑全身袒露，身披红色敢曼，绕双肩至下肢，手舞足蹈，呈舞者之状，这也进一步体现了唐人印象中昆仑奴善舞的特点。此外，《宋史》卷第四百八十九亦有提到“乐有小琴小鼓，昆仑奴踏曲为乐”[9]（p.14088），虽然这句并非直接描写唐代昆仑奴，但可推测昆仑奴是能歌善舞的，因此笔者推测，应当早在唐代就有昆仑奴专门从事乐师舞者方面的工作。
耕工。《太平广记》卷第十六中记载：“到天坛山南，适遇一昆仑奴，驾黄牛耕田”[3]（第一册p.243），故事虽可能为虚构之事，但是一定程度上也能推测昆仑奴有从事农耕，给人留下印象，并被写入故事之中，且唐之昆仑奴除官奴之外，大部分为富户所拥有，大户之家役使昆仑奴充当耕工也是合情合理的。
杂役家奴。唐代的男性家奴一般从事看门、守夜、挑水、送饭、打更和充当随从等杂役，宋人赵汝适之《诸蕃志》中提到：“托以（昆仑）管钥，谓其无亲属之恋也”，因昆仑的奴隶身份，无亲属挂念，因此可毫无疑心地托以看管钥匙。虽不能确定其为描写唐代昆仑奴，但仍可见确有昆仑奴充当杂役的工作。据说在开元中王昌龄从吴地至长安，舟行至马当山，船夫称须备物祷神，王昌龄让船夫代为上岸献祭，并作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奉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又《太平广记》卷第三百三十九之阎敬立《引博异志》亦提及以昆仑奴形象为纸偶冥器的内容[3]（第四册p.593），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唐墓中亦出土大量的陪葬黑人俑。古人认为人死后仍活在阴间，为了保证死者的生活安泰，一般都会烧纸钱纸人（奴仆），供以在阴间使用，有的则以现实家奴为原型的泥偶代替。从唐时烧昆仑形象纸偶祭祀和出土的随葬黑人俑来看，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唐人有以昆仑奴为家奴的风气。
商人。根据中山大学蔡鸿生教授的观点，唐时在中国的昆仑奴并不仅仅为奴，准确应当称作昆仑人，其认为有从商之昆仑人，中山大学蔡香玉据此观点引文考证了这点，其中所引的《古尊宿语录》卷第三十八：“金乌出海耀天地。与此光阴事若何。师云。昆仑渡海夸珍宝。波斯门下骋须多”，《续传灯录卷》第三十四：“钵里饭。桶里水。别宝昆仑坐潭底。一尘尘上走须弥。明眼波斯笑弹指。笑弹指。珊瑚枝上清风起”两句十分值得注意。“渡海夸珍宝”“别宝昆仑”都体现了“昆仑奴”对珍宝特有的敏感和喜爱，也因为南海盛产黄金、象牙、异药、异香、珍禽等珍宝，又据高楠顺次郎在1902年河内之远东研究国际公会报告[10]（p.11），鉴真到日本时，“随行人有昆仑一人，名军法力”，这名昆仑的身份就可能是一名商人，但亦不排除为鉴真之仆人，又据《蛮书》之卷第六：“婆罗门、波斯、阇婆、勃尼、昆仑诸国人，皆来此贸易”，因此推断唐时有自由身之昆仑从事商业活动的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海盗。费琅之《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一书[10]（p.29）引《唐会要》卷第七十五中所谈到的侵寇交趾之“昆仑海寇”，以及《大越史记》、《钦定越史记通鉴纲目》中所谈到的公元767年之海寇事所曰：“海寇来自昆仑、阇婆”，日本僧人迦叶波所注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亦云：“（昆仑）人不知礼义，惟事盗寇”，可见有昆仑从事海盗行业，常年在海上打家劫舍。
此处有一点不得不提及，即从事商人或海盗之昆仑，是否能被称为昆仑奴？所谓奴，即指奴婢，一般而言是不具人身自由权的，据李季平教授《唐代昆仑奴考》一文，唐之昆仑奴亦分官、私奴婢两种，分别为不同的主人效力，但都不具有自由身，而从文献记载来看，凡所商贸、海盗提及昆仑之事，不曾有“奴”字，可见这些昆仑应当是有人身自由的，但笔者仍将其纳入文中来讨论，一方面是作为一种比较，另一方面则是基于一种假设，即不排除从事商贸、海盗之昆仑亦有曾为奴婢，而后逃徙或赎身得到自由的情况，如《太平广记》中的昆仑奴磨勒在帮助主人崔生与红绡相合后，为官府通缉，因此逃徙[3]（第二册p.1537），又如《资治通鉴》卷第二百零三中《唐纪十九》曾记载：“（则天皇后光宅元年），广州都督路元睿为昆仑所杀……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4]（p.2437）。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假设是值得参考的。
固然，从其他时期文献记载的内容来猜测昆仑奴所从事的主要工作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唐代因得益于其文化之繁盛，昆仑奴之记载多见于此时，从承上启下的关系来看，其他时期的记载也有重要参考作用。
效力行伍。《宋书》卷第七十六提及：“（孝武）又宠一昆仑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以杖击群臣”[5]（p.1975），此昆仑虽非从事于行伍，但亦担任着衙役内卫特色的工作;《南史》卷第七十七中又提及：“（陈）后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范素于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负贩轻薄多从之﹐高丽﹑百济﹑昆仑诸夷并受督”[6]（p.1942），由此可见南朝陈有昆仑之雇佣从军者;《隋书》卷第八十一中亦有记载：“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7]（p.1825），可见隋时也有昆仑人在行伍之中从事工作，可见确有昆仑从事于行伍。那么唐时是否也存在呢？从唐数次的对外征服来看，其中也包括了对西南地区的战争，笔者认为唐代应当存在一定数量的昆仑奴在行伍之中。
搬运工。宋代朱彧之《萍洲可谈》中云：“广中富人多蓄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2]。其语一方面证明了昆仑奴善水，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两广素来是对外贸易之重地，多港口，“广中富人”之所以“多蓄鬼奴”，昆仑奴或可能被用于在港口商行搬运货品，而广州在唐时已然是重要的港口贸易城市，且昆仑奴多经由此从南海进入中国，所以在唐时应当早已有昆仑奴在港口从事搬运工之工作。
其他时期关于昆仑奴之记载仍有许多，因资料的欠缺且内容多有与上文重复之嫌，在此便不再赘述。
以上对文献中提及昆仑奴从事之主要工作的内容作了一个综述和梳理，虽不敢谈细心求证，但就大胆假设来说，通过上边的讨论，似乎可以发现唐代昆仑奴多从事两类工作：一则为以体力为主的，如水手、耕工、家奴、搬运、行伍乃至海盗等，二则为以技能为主的，如驯兽师、乐师、舞者、商人等。唐代对昆仑奴的广泛役使给唐人乃至后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故所以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昆仑奴之传奇形象出现，现实方面，他们作为唐代的主要外来劳力，在各个方面为唐代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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