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总集，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其中的诗本是配着音乐起舞而歌的歌词，可是，在长期的流传中，随着战乱和朝代的更替，音乐和舞蹈的部分都已失传，如今只剩下歌词了。
据说，到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歌有3000多首，其中既有歌颂先祖创业的赞歌、祭祀时的乐章，也有贵族之间往来、因劳逸不均发的牢骚，更有反映民间劳动、婚恋、社会习俗的歌谣。先秦时称其为《诗》，孔子晚年对其进行编订，删去了很多不合宜的作品，最后只留下311首，其中还有六首只有题目没有内容，被称为笙诗。后来，人们为了方便就取其整数，称它为《诗三百》。《诗经》这个称法是到西汉才有的，那以后它被尊为儒家经典，沿用至今。
《诗经》中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和士大夫进献的乐歌，还有很多来自民间的歌谣。民间歌谣产生的地域很广，作者成分也很复杂，那么这些歌谣是怎么集中到一起的呢？相传，周朝曾特别设立采诗之官。每到春天，这些专门的采诗人就摇着铜铃，分散到各地的民间去，搜集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歌谣，回来整理后交给乐官。乐官给这些歌谣谱上曲子，再唱给天子听，帮助天子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作为施政参考，也就是说这些民歌是由朝廷搜集起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诗经》的主要采集者是尹吉甫。尹吉甫是周宣王时的重臣，文武双全，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诗经》中有些篇章是赞美尹吉甫功绩的，如“文武吉甫，天下为宪”；还有些篇章就是尹吉甫所作，比如《大雅》中的《烝民》、《韩奕》、《江汉》等。这些诗歌有赞美，也有讽刺，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已相当成熟，可见他自己也是位大诗人。尹吉甫因在《诗经》的收集上贡献突出，被后人尊称为中华诗祖。《诗经》按用途和音乐来分，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风，是土风、风谣，指各地方的民间歌谣，包括周南、召南、邶、墉、卫、王、郑、齐等十五个地方的民谣，叫“十五国风”，有160篇。这一部分有赞美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也有怀念故土、思念远人的，还有反抗压迫与欺凌的，文学成就最高，是《诗经》的核心内容。雅，是宫廷正乐，祈丰年、颂祖德，即贵族享宴或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多半是士大夫的作品，又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但小雅中也有不少类似民歌的作品，比如《黄鸟》、《我行其野》、《谷风》等。颂，周天子和诸侯祭祀宗庙时的舞乐，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
《诗经》中的诗篇以四言为主，运用的主要表现手法是赋、比、兴。赋，就是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比如“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比，是比喻，包括明喻和暗喻，《诗经》中有很多用比喻的地方，比如，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喻治国要用贤人，用“葇荑”喻美人的手，“凝脂”喻美人的肌肤等；兴，借助其他事物为所咏之内容作铺垫，比如《关雎》开头写“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诗人先言眼前的景物，以兴起下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赋”和“比”是在诗歌中最基本的表现手法，但是“兴”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独有的手法。“兴”是自由联想产生的，可以很好地渲染诗歌气氛、创造意境，往往出现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并且兼具比喻、象征、烘托等较有实在意义的用法。
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诗歌。从武王伐纣，商朝灭亡，周族成为天下共主开始，直至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幽王烽火戏诸侯被犬戎所杀，平王迁往东都洛阳，进入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边境的一些部族也不时入侵，社会动荡不安。《诗经》形象地记录了这五百多年间周朝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
其中，有些诗从后稷降生写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建立周朝的史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皇矣》等；有些诗讽刺奴隶主的贪婪和不劳而获，体现了人民反抗压迫和心情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如《魏风》中的《硕鼠》、《伐檀》；有些则刻画了出征之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战争的哀怨，如《小雅》中的《何草不黄》、《采薇》；还有些描述了人民的劳动生活，如《周南·芣苢》、《豳风·七月》、《小雅·无羊》。《诗经》中还有很多诗歌写的是青年男女的爱情，比如《秦风·蒹葭》写的是男子对女子的追求，《邶风·静女》写的的男女的约会，《王风·采葛》写的是男女之间的相思之苦，等等。
孔子评价《诗经》时说，诗经每篇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讲一个道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要说的就太多了，但其主要的思想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思无邪。“思无邪”是《鲁颂·駉》中的诗句，意思是说的思想是顺着天性本能产生的，不要刻意去扭曲它。诗人想要激发人民的善念，除去他们的恶念，因此用美好的语言赞美善良，用尖刻的语言讽刺、鞭笞丑恶，使得人们的性情温和纯正。不管是赞美，还是讽刺，不过都是为了抑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