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是充满了动荡不安与刀光剑影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在这一百年内相继爆发。从人类文明伊始所衍生而来的原则在这一阶段几乎被完全颠覆，世界也在两次大战中艰难地前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其中尤其以太平洋战场上的几次大型战役最为惨烈，像是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实际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美双方在外交和军事场合中就已经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波动。现在看来，这些都是一场大的战争来临之前所显现出来的征兆。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博弈看似云淡风轻、从容自如，暗地里却是暗潮汹涌、剑拔弩张。所以，很多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都嗅到了不一样的气息，但是由于战略预判上的失误，并没有成功阻止战争的爆发。其具体的情形如何，且待在下慢慢道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不宣而战，以卑劣的偷袭手段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驻地——珍珠港。这不仅打破了已经日益胶着的欧洲战争格局，也拉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大幕。但如果我们从事后看来，美日双方的冷战其实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更准确的说来，应该是从日本加入三国轴心之后，美国对于日本的态度就已经有所转变了。而日本更是在日俄战争结束后就将美国视为自己海军发展的假想敌，从某种角度来说，日美两国之间的战争是必然会出现的，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最大征兆就是日美双方长期的军事对立和战争准备。
日本的一些历史学家也记载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便开始了对于日本的战略算计。在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出于日英同盟的情谊，站在协约国一边同德国作战。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在战后从欧美各国所得到的报酬却是一系列压迫日本的政策。特别是由于培理提督率舰叩关导致日本开国以来，一直对日本保持不寻常的友好感情并毫不吝惜地给予支援的美国，这时却突然一反常态，充当了对日本施加压迫政策的急先锋。主张废除日英同盟，在华盛顿会议上限制海军主力舰的力量，废除石井·兰辛协定，限制根据九国条约规定的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以及美国制定排日的移民禁止法案等等，都给日本的前途投下了阴影。不难看出，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要阻止日本的发展，特别是阻止日本向大陆的发展。”
日本的野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开始越发膨胀，特别是以战争抢占了我国的台湾等地之后，他又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东北地区。这也引发了美国的关注，国际领域的博弈也随之展开。
进入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日本的军事水平达到了世界前列，开始蠢蠢欲动，企图在国际政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美国也开始专门针对日本制定一系列政治军事预案。比较著名的就是橙色计划。据约翰·巴雷特所著的《1933到1941年合众国海军战舰建造计划幕后影响因素分析》：
“橙色计划起源略晚于世纪之交，当时合众国海军，特别是海军战争学院那些军官认识到日本帝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海运威胁，开始制定一个计划以反击它对合众国在这个地区的力量和影响产生的威胁。计划由三个基本阶段组成。第一阶段，代号‘橙色’的日本将发动战争，通过进攻夺取‘蓝色’美国防御薄弱的前哨以确保南方和西方必需原料的通道。集中在沿合众国西海岸母港的蓝色海军将随即在东太平洋动员。第二阶段，蓝色舰队将西进跨越中太平洋直至夺取菲律宾群岛。橙色将避免决定性战斗，改用消耗性兵力抵抗，极力削弱蓝色，同时以空间换时间。蓝色继续推进并收复菲律宾群岛，最终两支舰队按最杰出的马汉教义将进行一场决定性战斗，美国的无畏舰队将获胜。最后阶段，蓝色将包围并攻击日本本土列岛并赢得战争。”
这个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美军的一厢情愿，并没有估计到日本的突然袭击，也没有预知珍珠港的潜在风险。但是，这足以印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美两国的暗中角力就已经开始了。
在外交领域也是如此，日本国内受到法西斯浪潮的催动，在1936年加入了法西斯轴心国集团。这就造成了日美双方实际上的外交对立，美国因此停止了对于日本出口石油和废钢铁的贸易，期待日本能够回心转意。当时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和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期望有所突破。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归纳过，松冈洋右的外交主张是“亲欧，友苏，防美”。而如今看来美国国务卿赫尔的主张则是“纵欧、联苏、援中、限日”。赫尔早期也赞成欧洲的绥靖政策，使用纵容拖延战术而对于德意法西斯袖手旁观，这也是受到了美国国内“中立不干涉”主义的影响。当德国占领了巴黎之后，美国又主张主持英法，加强对于苏联的联系和支援。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进攻。6月24日，罗斯福政府就正式宣布美国准备支援苏联。可是对于日本，赫尔却显得非常强硬，断然回绝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并且开始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大业。
在美国看来，限制日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日本的不确定性让美国国内对于未来充满了顾虑。双方在外交上的几次互动，结果都很不理想。直到战前，1941年7月26日美国宣布冻结全部日本在美资产，英国与荷兰也同步跟进。自此之后日本和美国的外交逐渐走进了死胡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公开讲话中谈到：
“现在这里有个叫日本的国家。先不说这个国家、这个帝国这时是否怀有向南方扩张的侵略目的，反正他们在北方是没有一点点他们所需要的石油的。所以，如果我们切断了石油，日本也许一年前就已经到荷属东印度去了。而且我们也许已经进行了战争。”
正是这样在外交上的窘境，使得两国的沟通管道彻底中断。这代表着美国和日本已经失去了互相信任的基础，日本的野心也让美国感到忧虑，美国维护和平的主张也被日本国内的法西斯主义者彻底否决。这样一来，现代外交也就失去了意义。这对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也是一个征兆，就在这种状态持续了不到五个月之后，太平洋战争彻底爆发。
实事求是地讲，太平洋战争是一场毫无疑义的战争。究其根本，应当就是日本的野心和美国的自负之间存在某种特殊的矛盾，顽固且难以调和。美国不肯让渡出自己的地位，日本又不甘心以长期稳定发展的手段来缓缓获得国家舞台的领导者地位，所以双方在经历了军事对峙和外交停摆之后，最终走向了战争。实际上，两国之间的矛盾并非完全无法化解，只是当事的双方已经失去了耐心和国际空间来实现进一步的调和。在美国学者约翰·托兰的《美国的耻辱——珍珠港事件内幕》一书中有这样的评价：
“珍珠港事件是日本人和美国人对对方估算失误、犯了错误的结果。由于日本人的机会主义、失去理智、荣誉、骄傲和担心——和美国的种族歧视、不信任、对东方的无知、刻板、自我正义、荣誉、国家的自豪和担心，以及双方相互之间的误解、语言困难和翻译错误，才使后来打了一场本可不必打的战争。”
这一段评价可以说是入木三分，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曾说二战就是一场并不需要进行的战争。日本的机会主义实际上源于西方，西方冒险家的机会主义精神是已经深入欧美文化内核的重要元素。而日本海军由于常年和美国打交道，所以成功沿袭了这种心态。为了所谓的生存空间和建立“大东亚共荣”的幻梦，也是为了军人自身的荣誉，使得日本军方在法西斯主义的推动下失去了理智。不宣而战地偷袭珍珠港既违反现代外交原则，也违反日本武士长期秉持的“武德”，这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是懦夫的行径。因而可以看出，双方交锋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因素掺杂了过多的利害纠葛，而最终发生的异化。
美国方面也是如此，罗斯福巧妙地缓解了国内的大萧条。但是，身为政客的投机心态也让美国的高层对于时局的掌握出现了偏差。美国虽然标榜自己开放的价值观，但实际上对于东方民族的蔑视由来已久。在他们的眼中，亚裔往往带有一定的负面标签，他们从根本上就没有正视过东方文明。其核心依旧是黄祸论、欧洲文明论和美国至上主义。所以，他们把问题预想的过于简单，单纯希望通过施压而不是平等的互利来解决问题。这才造成了局面的失控，而且美国还希望长期占据道德制高点，有养寇自重之嫌。珍珠港事件临爆发前，美国还以为日本的偷袭对象会是菲律宾。如此看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战略误判、外交误判脱不了关系。
正如同《孙子兵法》中所言：“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了解、沟通、互信才是大国博弈中的真正根本，也是国际外交的主要程序。而一旦偏离了这条道路，那么事情就很难预测了。
日本和美国的大国博弈是利益冲突的结果，太平洋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争夺霸权的一场战争。但是却对后世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斗争的思维模式进入了国际政治界。在一战结束后，世界舞台上并没有出现绝对的霸主，美国也只是获得了发展的先机而已。在很多方面，美国并没有获得完全的控制力度。但是，在珍珠港之后美国的国家政策由原本的孤立主义开始变得具有攻击性，开始主动干涉国家事务。这都是争霸战争思维在美国国内造成的“囚徒困境”，这也使得美国逐渐开始热衷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冷战也就是这种对抗争霸思想的延续，而美国也在争斗的过程中逐渐以美元、美军、美国科技、美国文化四件武器控制了世界上的前进方向。这让冷战后的大国博弈充满了压抑与猜忌，这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美国的不安与多疑。国际领域应该是一个以信任为基础的广大舞台，完全可以盛得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自信、包容、宽厚、友善才应当是一个成熟国家应该具有的精神。“让美国再次伟大”应该是让美国人找回与全世界同舟共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互助心态。而不是秉持着战争思维用于进行无休止的大国博弈。和平是可贵的，是无数人用鲜血所换来的，珍爱和平也应当是现代文明社会的终极共识。只有和平，才能发展，只有和平，才能共赢。
综上所述，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和美国在军事上相互防备敌对，在外交上逐渐失去了信任的基础，而且关闭了所有的沟通管道。因为双方的战略预判失误，对于双方的理解存在混淆。所以这些征兆也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征兆成熟之后都在警示着战争即将到来。最终日本不宣而战进攻美国珍珠港基地，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世界也陷入了无情的战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