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选自《嘉佑集》卷三。这是苏洵所写的《权书》中的一篇，《权书》共10篇，都是史论的性质。
本文的历史背景应从两个角度着眼：一是作者论述的六国灭亡那个历史时期的情况，借以了解作者立论的根据；二是作者所处的北宋时代的历史状况，借以明确作者撰写此文的针砭现实的意义及其写作上的特点。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群雄割据的时代。《六国论》中的“六国”，就是指战国七雄中除秦国以外的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秦国本来是个弱小落后的国家，经过商鞅变法的彻底改革，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强大起来；而原本强盛的六国却因宗法势力的强大，因循守旧，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衰落。秦强盛起来后，积极向东方发展，夺取六国的土地。六国也曾联合起来对抗秦国，这就是所谓“合纵”。但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打算，所以这种联合并不巩固。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军事战略，韩、魏、楚三国都紧靠秦国，因此直接受到秦国的威胁和侵略，在秦国强大的军事和外交攻势下，纷纷割地求和，并最早被消灭，齐、燕、赵三国随之相继灭亡。六国灭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绝不仅仅是因为割地赂秦。苏洵不从其他方面去论证，而抓住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这一点来论证，是为其针砭现实服务的。
北宋建国以后，鉴于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军人乱政，因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解除节度使的权力，派遣文臣做地方官，派官员到地方管理财政，由皇帝直接控制禁军，将地方的政权、财权、军权都收归中央。为了防范武将军权过重，严令将帅不得专兵，甚至外出作战，也必须按皇帝颁发的阵图行事。将官经常轮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致使军队没有战斗力。这样的措施虽然杜绝了军阀拥兵作乱，但是也造成军事上的衰颓。北宋建国后一百年间，北宋军队与契丹、西夏军队大小六十余战，败多胜少。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和军队不断扩充。到北宋中期，官俸和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入不敷出。北宋政府实行不限制兼并的政策，土地集中现象严重，贵族占有大量土地，社会矛盾尖锐。政治上的专制腐败，军事上的骄惰无能，带来外交上的极端软弱。到苏洵生活的年代，北宋每年要向契丹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向西夏纳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这样贿赂的结果，助长了契丹、西夏的气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极大地损伤了国力，带来了无穷的祸患。也就是说当时的北宋四周环伺，政策上求和，积贫积弱，而苏洵正是针对这样的现实撰写《六国论》的。
苏洵写这篇文章并不是单纯地评论古代的历史事件，而是借古讽今，警告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