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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放鹤亭记]译文

熙宁十年秋,彭城大水。云龙山人张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迁于故居之东,东山之麓。升高而望,得异境焉,作亭于其上。彭城之山,冈岭四合,隐然如大环,独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适当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际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风雨晦明之间,俯仰百变。
山人有二鹤,甚驯而善飞,旦则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纵其所如,或立于陂(bēi)田,或翔于云表;暮则傃东山而归。故名之曰“放鹤亭”。
郡守苏轼,时从宾佐僚吏往见山人,饮酒于斯亭而乐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隐居之乐乎?虽南面之君,未可与易也。《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隐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无损者;然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由此观之,其为乐未可以同日而语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鹤、招鹤之歌曰:
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馀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元丰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记 《放鹤亭记》。

  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

  本文在描写隐士的情趣,假使是帝王,连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隐士不但可以养鹤,甚至纵酒,还可以传名;国君却不然。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放鹤亭并不算是名胜,却因这篇文章的关系,也同时流传下来。此篇所言不仅与「超然台记」不谋而合,同时此文中他道家思想的表现更是显露无遗。

  又:本文作于苏轼知徐州时,主要描写与山人游宴之乐,并通过引古证今,歌颂隐逸者的乐趣,寄寓自己政治失意时想往清远闲放的情怀。文章写景精约,却特征突出;叙事简明,却清晰有致;引用典故能切中当今;用活泼的对答歌咏方式抒情达意,显得轻松自由,读来饶有兴味。

  宋代隐者张师厚,字天骥,隐居徐州云龙山,自号云龙山人。曾于东山建亭,因自驯二鹤出入山中经过此亭,故名“放鹤亭”。

  又:这是诗人谪贬徐州时所作,文中记述了作者在拜访云龙山访人的一番问答及讨论。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鹤本是清远闲放之物,但卫懿公却因好鹤而亡国;酒本是荒惑败乱之物,因此“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来劝戒人们不要为酒所迷。但“刘伶阮籍”却因酒而出名。是什么原因呢,云龙山人解释到,隐隐山林的人酒色都不能惑乱,何况鹤呢,观点妙极了。作者能不羡慕吗?何况还有那令作者陶醉的放鹤招鹤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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