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记有明显的出世思想。文章指出，好鹤与纵酒这两种嗜好，君主可以因之败乱亡国，隐士却可以因之怡情全真。作者想以此说明：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这反映了作者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
本文在描写隐士的情趣,假使是帝王，连爱鹤也会招来祸害；但作为一个隐士，就是纵酒也不要紧，反而可以逍遥自在，过放逸的生活。
第三段叙述隐者和南面王在生活情趣上迥然不同。隐士不但可以养鹤，甚至纵酒，还可以传名；国君却不然。
这篇文章，妙在气势纵横，自然清畅，完全是作者性情的流露。放鹤亭并不算是名胜，却因这篇文章的关系，也同时流传下来。此篇所言不仅与「超然台记」不谋而合，同时此文中他道家思想的表现更是显露无遗。
又：本文作于苏轼知徐州时，主要描写与山人游宴之乐，并通过引古证今，歌颂隐逸者的乐趣，寄寓自己政治失意时想往清远闲放的情怀。文章写景精约，却特征突出；叙事简明，却清晰有致；引用典故能切中当今；用活泼的对答歌咏方式抒情达意，显得轻松自由，读来饶有兴味。
宋代隐者张师厚，字天骥，隐居徐州云龙山，自号云龙山人。曾于东山建亭，因自驯二鹤出入山中经过此亭，故名“放鹤亭”。
又：这是诗人谪贬徐州时所作，文中记述了作者在拜访云龙山访人的一番问答及讨论。特别重要的是作者在文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鹤本是清远闲放之物，但卫懿公却因好鹤而亡国；酒本是荒惑败乱之物，因此“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来劝戒人们不要为酒所迷。但“刘伶阮籍”却因酒而出名。是什么原因呢，云龙山人解释到，隐隐山林的人酒色都不能惑乱，何况鹤呢，观点妙极了。作者能不羡慕吗？何况还有那令作者陶醉的放鹤招鹤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