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说：“自己先要身体力行带好头，然后让老百姓辛勤劳作。”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要倦怠。”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总管，问怎样管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给下属各部门主管人员作出表率，原谅他人的小错误，提拔贤能的人。”仲弓说：“怎么知道哪些人是贤能的人而去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知道的，那些你所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会埋没他吗？”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卫国国君要您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从哪些事情做起呢？”孔子说：“首先必须先正名分。”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真是太迂腐了。这名怎么正呢？”孔子说：“仲由，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总是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也就不能兴盛。礼乐不能兴盛，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不知怎么办好。所以，君子一定要定下一个名分，必须能够说得明白，说出来一定能够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行，是从不马虎对待的。”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如何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民。”又请教如何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真是个小人啊！樊迟这个人！居于上位的人爱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恭敬的；居于上位的人爱好道义，老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居于上位的人爱好诚信，老百姓就没有敢不诚实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四方的老百姓就会背负幼子前来归服，何必要自己来种庄稼呢？”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了《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务，他却搞不懂；派他出使到四方各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外交。虽然读书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作为管理者）如果自身行为端正，不用发布命令，事情也能推行得通；如果本身不端正，就是发布了命令，百姓也不会听从。”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国的政事和卫国的政事，像兄弟一样。”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谈到卫国的公子荆，说：“他善于治理家政。当他刚开始有财物时，便说：‘差不多够了。’当稍微多起来时，就说：‘将要足够了。’当财物到了富有时候，就说：‘真是太完美了。’”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为他驾车子。孔子说：“人口真是众多啊！”冉有说：“人口已经是如此众多了，又该再做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了，还该怎么做？”孔子说：“教育他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假如有人用我主持国家政事，一年之内就可以见到成效了，三年便能成效显著。”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就能够克残暴行为，消除虐杀现象了。这句话说得真对啊！”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也一定要在三十年之后才能推行仁政。”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己的言行，治理国家还有什么唯的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又怎么能去端正别人呢？”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有从办公的地方回来，孔子说：“今天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呢？”冉有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那不过是一般性的事务罢了。如果是重要的政务，即使不用我，我还是会知道的。”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语言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有人说：‘做国君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了做国君的艰难，（自然会努力去做事）这不近于一句话而使国家兴盛吗？”定公说：“一句话而丧失了国家，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说：“对语言的作用不能有那么高的期望。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感到什么快乐，唯一使我高兴的是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抗。’如果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这不是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也没有人敢违抗，这不就近于一句话就使国家丧亡吗？”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让近处的人快乐满意，使远处的人闻风归附。”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做了莒父地方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急于求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则办不成大事。”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出来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这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里面了。”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时的生活起居要端庄恭敬，办事情的时候严肃认真，对待他人要忠诚。就是去边远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也是不能废弃这些原则的。”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称得上‘士’呢？”孔子说：“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作‘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乡里的人称赞他友爱。”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诚信，做事一定要坚定果断，这虽是耿直固执的小人，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怎么样？”孔子说：“唉！一班器量狭小的家伙，算得了什么呢！”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找不到行为合乎中庸的人而和他们交往，一定只能和勇于向前及洁身自好的人交往！勇于向前的人努力进取，洁身自好的人不会去做坏事！激进的人勇于进取，耿介的人不做坏事。”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如果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做巫医。’这话说得好哇！”《周易》说：“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行，有时就要遭受羞辱。”孔子又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叫没有恒心的人）不要占卦罢了。”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追求与人和谐而不是完全相同、盲目附和，小人追求与人相同、盲目附和而不能和人相处。”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道：“乡里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乡里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行。最好是乡里的好人都喜欢他，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在君子手下做事情很容易，但要取得他的欢心却很难。不用正当的方式去讨他的欢喜，他是不会喜欢的；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能按各人的才德去分配任务。在小人手下做事很难，但要想讨好他却很容易。用不正当的方式去讨好他，他也会很高兴；但在用人的时候，却是要百般挑剔、求全责备的。”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君子安详坦然而不骄矜凌人；小人骄矜凌人而不安详坦然。”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强、坚毅、质朴、慎言，（具备了这四种品德的人）便接近仁德了。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称为士呢？”孔子说：“互相帮助督促而又和睦相处，就可以叫作士了。朋友之间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和睦相处。”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说：“善人教导训练百姓七年时间，就可以叫他们去作战了。”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去作战，这是抛弃他们，让他们去送死。”